「犬与华人不准入」与B站UP主的「财富密码」

「犬与华人不准入」，或者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一则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之所以被称作「都市传说」是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它，却没有人能提供任何确凿的影像证据，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不存在。而这则传闻能在后世流传甚广，则完全归功于某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1960年公开的周作人日记中记载了「犬与华人不准入」这七个字；歌舞剧《东方红》被钦定加入这一元素；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记述了此事并入选语文教材。最终使得这一传闻成为几代人「正确的历史记忆」。

传说中的事件发生地——黄浦公园：

1917年公园注意事项（注意第四条）：

关于这块牌子的事实如何，已有大量的文章论述，在此不做展开。这里推荐一篇刊载于《上海地方志》的文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事实》。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姚公鹤所著的《上海闲话》中的记载作为论据。

这则传说在当时也的确起到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积极作用，然而时至今日还甚嚣尘上，甚至还成为某些无耻之徒的「财富密码」。某个B站UP主，也许是为了播放量和吸粉，不惜使用「伪证」来强行「辟谣」。

B站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i4y1g71X

视频封面的中写着繁体「犬与华人不准入内」的木牌便是这位UP主声称的「极限翻盘虽迟但到」的影像证据。这段影像的出处的一部名叫《中国的重生》的前苏联纪录片，拍摄于1949年至1950年间的中国。

百度百科上关于该纪录片的描述：

1949年9月，当时的苏联曾派出一支25人的纪录片摄影师队伍前往中国，制作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在1949-1950年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画面定格在一盘盘胶片之上。所有摄制使用的都是彩色胶片，这在当时堪称史无前例 。在中国期间，纪录片摄影师除拍摄战争镜头外，还摄制了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外景，包括当时中国人的衣着饮食、街头小商贩、农民及其居所等镜头，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前往北京会晤的画面等。

1950年，一部名为《中国人民的胜利》的黑白纪录片在当时的苏联播出，纪录片中展示了很小一部分该团队拍摄的画面，绝大部分拍摄图像都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些影像资料便被封存了起来。

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这部纪录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JeTJv-NhU&t=448s （关键视频在7分28秒到7分40秒）。然而，只要学过中学历史课本，就能很简单的看出来这段视频是摆拍的，并不能作为「极限翻盘虽迟但到」的影像证据。

视频出处是《中国的重生》系列纪录片的第三集，拍摄地点是上海。

1943年，汪伪政府收回了上海所有租界。1945年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宣布接收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法租界。而苏联派出的摄影团队是1949年9月前往中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块牌子是如何一直安然无恙地挂到1949年9月的？

即便这位UP主没有上过初中，并不了解这段历史，那么作为一位爱国的UP主，总不见得上海是什么时候解放的也不知道吧。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驻上海南京路，27日下午，上海宣告全部解放。那么神奇的事情又来了，苏联拍摄团队最早到中国也是9月份了，这块牌子是如何在解放后的上海街头挂了3个多月，且恰好等到苏联拍摄团队到来再开始手撕木牌的？这背后究竟是上海人民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根据视频中的描述，这块牌子挂在「英国人喜爱的赛狗场门口」。历史上，上海共有三处跑狗场，分别是位于公共租界的「明园」、「申园」、以及法租界内的「逸园」。而早在1931年4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将明园和申园两处跑狗赌场取缔。此后上海仅有一座法租界内的逸园跑狗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逸园被日军占领终止运营。50年代被改建为上海文化广场。

1949年的苏联人当然没有发明时光机（不过也不是没可能，毕竟1949年9月来到中国的苏联拍摄团队竟然拍到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的镜头），所以不可能拍摄到早在1931年就关门的「明园」和「申园」，那么唯一的可能，镜头下的是位于法租界的「逸园」。而「逸园」的老板正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亨黄金容和杜月笙。上述三家跑狗场，无论是「明园」、「申园」、还是「逸园」，都是允许中国人进入的。人家是开门做生意的，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如果是苏联人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不小心搞错了，那么这个牌子的拍摄地究竟是哪里呢？其实通过镜头背景里的大楼很容易就确定：拍摄地点正是传说的发源地黄浦公园。

背景里的大楼正是百老汇大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厦。

既然确定了拍摄地点，也就能证明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英国人喜爱的赛狗场门口」。那么， 这又引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为什么公园禁止入内的牌子不是挂在公园门口，而是挂在一棵树上？进而又有了一个疑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镜头只有近景特写，没有一个全景镜头？

事实上，黄浦公园早在1928年就已经允许华人进入了。为什么1949年来华的苏联人还能拍到这块牌子？这块牌子究竟是哪里来的？

至此，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摆拍镜头。苏联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犬与华人不准入」的传说，张冠李戴杜撰了一个「英国人喜爱的赛狗场门口」。不过苏联人很清楚这是个摆拍镜头，所以全程只给近景特写。

这块木牌制作很简陋，还不如《精武门》里的道具。牌子上甚至有明显的折痕，可能之前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1. 此则都市传闻流传甚久，至少在清末时期就有流传。
2.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已收回了除香港新界外的所有租界。
3. 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1949年9月来华的拍摄团队绝无可能以新闻纪录的形式拍到这种镜头。
4. 该纪录片对镜头的旁白描述完全有悖事实，旁白内容不足为信。
5. 根据拍摄内容和历史事实，这更像是一场表演性质的摆拍，完全不能作为真实的影像证据。

那么问题又来了。那位B站UP主究竟是蠢还是坏呢？为什么这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他能做到视而不见呢？可能是真的蠢吧。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坏，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吸粉不择手段而已。

证据再考

其实这类都市传闻想要证伪是很难的，也没有意义。因为提交伪证很容易，要排除伪证难度却很高。要证明河里有鱼很简单，只要你偷偷往河里扔一条鱼就行；要证明河里没有鱼，那几乎就是不可能，即便你把河水抽干，也有人会质疑鱼是被你的水泵给抽走的。这里仅仅对本文中提到的《周作人日记》和《上海闲话》做一点分析。

在姚公鹤的《上海闲话》中，关于这块牌子的描写非常含糊。原文如下：

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¹，其最著矣。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蹧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该书首次出版于1917年，记录了上海开埠以来的野史稗官和作者本人之见闻，文中并没有提及这块牌子悬挂的日期，但至少可以确定是在1917年以前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说的木牌写的是英文。

此处的《上海闲话》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滩和上海人丛书」之一。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版本的题记有这么一段话：

作者姚公鹤是常州人，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书中所载为逸闻轶事而非亲历，这也情有可原。看来，此书对「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记载也许只是道听途说的风闻，可信度大打折扣，作不得数。

而在《周作人日记》中，关于这块牌子的记录出现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内容里。原文如下：

歇浦之游览十九日

十九日雨止舟抵上海雇车至十六铺张芝芳君处张君浙人隐于贾人极开通而和蔼有女数人俱入学堂伍君与之识为介绍因往见留住晚乘马车至四马路自树买群学肄言一册为芝芳邀往看戏夜半回寓

公园之感情二十日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和《上海闲话》中的记载有所不同，这里的牌子写的是中文，而且还是金字。

后世有人考证²，周作人当日经过之处就是如今的黄浦公园，言之凿凿。然而结合上下文，周作人在二十日基本不可能经过黄浦公园。据十九日的日记内容，周作人到上海后，住在十六铺的张芝芳处。次日上午乘车去高昌庙，会晤封燮臣，后一同回到十六铺。周是在途中目击了这块牌子的。而十六铺和高昌庙均在上海华界。虽然十六铺北部毗邻租界，但是黄浦公园远在北外滩苏州河畔的公共租界内，两地之间还相隔着法租界。即使从城北法租界绕行，也是不可能经过黄浦公园的。

此外，日记中的牌子是用中文书写，和传闻中的中英文招牌也不相符。

有一种说法，周作人日记是在文革期间公布的，而此前没人见过手稿，所以存在造假的可能，不足为信。不过周作人日记是以手稿影印的方式出版的，造假还要模仿作者笔迹，太容易穿帮了。此处作假实在没有必要。我认为日记内容应该是真的，并非造假。不过日记中记载的牌子是否存在还是存疑的。虽说写日记没有撒谎的动机，但是人的记忆和认知系统却是个不靠谱的东西。

如果周作人日记中的公园并非黄浦公园，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由租界管理的公园，并且公园位置恰好能被周作人在途中经过呢？答案也很简单：没有。因为日记所载的一九〇三年，当时上海的租界公园数量屈指可数，仅仅四座，分别是：公共花园（黄浦公园）、预备花园、新国际花园，以及虹口公园。其中新国际花园对华人开放，应该就是《上海闲话》中所提到的「另建华公园」，另外两所也分别位于苏州河的南北岸，和南面的华界相隔甚远。

就目前关于这块牌子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当时引述。类似《上海闲话》中的记载，虽然成文时间较早，但是可信度一般。
2. 当时目击。类似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3. 当事人回忆。比如苏步青在1989年时在谈话中的回忆。由于相隔年代久远，记忆往往受到影响，可信度较低。
4. 外语资料记载。因外国人往往不通华语，这些记载多为引述，并非目击，需要甄别。

按照目前可以收集到的各种证词，这块牌子最早记录见于1903年，最晚记录是在1923年。形制和内容也各不相同，有悬挂在公园门口的，有立于公园草坪的。不过不同时期存在多块不同的木牌也是情理之中。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证词收集

另有还有很多名人学者后世的回忆里出现了这块牌子，但与发生年代相隔甚远，该牌早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此处未予记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1878年起，就不断有报纸和华人公开抗议上海租界公园禁止华人进入的歧视性规定。到了1926年，上海市民更是掀起了「公园运动」，要求对华人开放租界公园。当年《申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亦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⁴。然而这些留下的抗争记录里却都没有提到这块牌子。按理说，此时以这块侮辱性质的牌子来抨击工部局无疑占有道德上的优势，而抗议者皆对此闭口不提，这就未免有些奇怪了。

没有结论的总结

如果上海黄浦公园真的曾存在过写着「犬与华人不准入」，或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类似内容的一块牌子，那么根据现有的证词，可以有以下的推断：

1. 不同时期，曾存在多块形制不一的牌子，牌子的材质、文字和摆放方式各不相同；
2. 牌子甚至可能存在于其他的公园；
3. 牌子可能并没有一直展示，以至于有时被目击到，而有时未被目击到；
4. 该牌子并非官方的游园规则之一，而是以侮辱华人为目的的存在。

附录：

1. 《周作人日记》（上卷）P395
2. 《上海闲话》（姚公鹤著）P11
3. 《上海原租界公园变迁（1845-1943年）》
4. 《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园（1868-1940）》
5. 《孙中山选集》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P14
7. 1922年7月，当时报纸刊登的凡尔登花园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