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1973年美国人在上海拍摄的纪录片
偶然在 B 站发现了一部关于上海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由来华的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拍摄于1973年。考虑到拍摄时的时代背景，确实是相当稀有的影像资料。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3年美国广播公司在北京设立第一个记者站，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广播公司两名记者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了上海一家普通人的生活。
在这次美国记者来华的一年以前，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拍摄一部旨在宣传中国正面形象的纪录片。这部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名叫《中国》的纪录片后来成为了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冠以「反华」的帽子而受到疯狂批判，以至于国内虽然没有几个人看过，但却妇孺皆知。
和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那部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不同，这部由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的相关资料很难在网上搜到。我试图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还原这部纪录片的背景。
首先根据B站视频的简介，可以找到该视频在 YouTube 上的原始出处：
- 上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3dyPgv5vU
- 下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G1uAy2ON4
通过 Google 搜索，找到一篇2004年的中文报道——《美国广播公司相隔30年的上海记录》（见文末）。通过这篇报道可以得知，这部纪录片拍摄于1973年的秋天，拍摄两位的记者分别是当时ABC驻香港站记者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而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The People of People’s China》。
在维基百科上找到这两位同名记者的词条，分别是 Ted Koppel 和 Stephen Scott Bell。在 Steve Bell 的词条里写着：“he and Koppel had earlier filmed a documentary there during the Mao Zedong era”。看来当年的记者确实就是这两人。不过之前那篇中文报道里说，2004年斯蒂夫·贝尔74岁，然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推算，2004年时斯蒂夫·贝尔才69岁。只有年龄上有点出入，可能是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搞错了。
然而搜索 “The People of People’s China” 就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了。不过从这个页面上可以得知，在1973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The People of People’s China” 是尼尔森收视率垫底的节目。
另外，从纪录片镜头里的人物穿着可以得知，拍摄的时间可能是九月份。而在同年十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如果ABC的记者再磨蹭一个多月，可能就不会有这部纪录片的存在了。
美国广播公司相隔30年的上海记录
1973年秋天，美国广播公司两名记者跨越太平洋的隔绝，带来了镜头和话筒。一部纪录片将他们和一群华师大师 生、一个上海三口之家联系在一起。
2004年春天，当年的记录者再度重访，30年的时间，改变了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咔嗒”——录像带从卡座中被退了出来，贴纸边缘已经稍稍有些泛黄，上面的拉丁字母依然清晰：The People of 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的人民)。74岁的斯蒂夫·贝尔站起身来，面对1973年以来再次重逢的采访对象，遗憾地摇 了摇头。
这天是2004年5月30日，距离1973年那个秋天，已相隔30年，这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差一点他就认 不出眼前的这些面孔了，虽然他们曾经清晰地在录像带和他的回忆里出现，但时间让他有时觉得这些只是黑白的蒙太奇而已。
翻译向在座的老人们解释，录像带要转制成DVD才能观看。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说话的是斯蒂夫纪录片中的中国女工人——徐丽娣，如今已是10岁男孩的奶奶了，“既 然已经等了30年了，再多等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
上海·1973年秋天
1972年是一个被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年份。2月21日11点25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 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尼克松总统就说：“我跨越了浩瀚太平洋的隔绝来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握手。”
1972年对于上海的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并非没有意义：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合 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33岁的左焕琪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教师，继续给工农兵大学生教授英语课；这一年，上海重 型机械厂31岁的谢冠华和27岁的徐丽娣带着他们5岁的儿子谢俊，和其他1.3万名工人一道，随工厂搬到了闵行，开始 了“农村”生活。
第二年的秋天，一部纪录片把两个美国人和这些中国人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驻香港记者站记 者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踏上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带来了镜头和话筒。
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第一次较为清晰地呈现在美国媒体的面前。
穿着同样式灰蓝衣服的英语系师生
左焕琪出生于书香门第，然而之所以成为ABC镜头下中国大学教师的代表，并不是因为她是左宗棠嫡系子孙。1960 年代初，像左焕琪这样的英语系毕业生很少。
在接到通知后没几天，左焕琪就见到了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虽然家里海外关系很多，然而这是左焕琪第一 次见到外国人。
和她一起接受拍摄的还有从5个英语班里抽调出来的12名英语较好的学生，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小班，有着甜 美声音的包秋是这个班的班长。
当斯蒂夫·贝尔来到这个英语班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穿的都一样？”穿着米色衬衫和同色小喇叭裤 的斯蒂夫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式的灰色和蓝色的服装，而这些在黑白纪录片中更是难以区分。女性不 是留着和左焕琪一样的齐耳短发，就是和包秋一样梳着两根麻花辫。
ABC的镜头跟着这些师生整整一个星期，拍摄他们上课、学农和学工，跟随他们去嘉定的马陆公社摘棉花，拍他们 听忆苦思甜报告。
包秋印象最深的是ABC跟踪拍摄了他们整整一堂课，那是关于秋天的一篇课文。然而最后留在纪录片里的并不是这 节课，而是班上男女同学围坐在一起，对着小黑板上的歌词，齐唱《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
“当时的教材非常有限，主要的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是英语老师左焕琪的回忆。而在纪录片里，特德·科 佩尔和斯蒂夫·贝尔用一句话对这些学生学习英语的初衷，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评价：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
“一开始，他们总是觉得我们像在演戏，觉得这些都不太真实。”拍摄过程中，斯蒂夫·贝尔总是把左焕琪拉到一边 问道：“刚才他们(学生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直到拍摄结束，美国记者依然觉得纳闷，为什么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份隔膜是被贝多芬打破的。那是采访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斯蒂夫·贝尔问到，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左焕琪不假 思索地回答：古典音乐。是什么古典音乐？斯蒂夫·贝尔似乎不相信这个回答而追问，左焕琪说：我喜欢听贝多芬。
最后，左焕琪告诉斯蒂夫·贝尔：“虽然我们穿的都差不多，有时回答问题也很接近，然而并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样的。”
这个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左焕琪一样，斯蒂夫·贝尔也考虑再三，才把自己的观点放进纪录片中：
镜头里的上海是黑白色的，由于年代久远，画面略有些曝光的感觉，好像1973年秋天的阳光格外的明媚。穿着相 似的中国人民骑着自行车齐刷刷地过马路；清晨，中小学生和各个单位的职工伴随着音乐用同一种姿势做着广播体操；解放军 迈着同一的步伐，整齐划一地向前进……
画外音这样说道：中国人民穿的颜色很单调，而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想法并不是那么单调，他们有和一般人一样的乐趣 ，和一般人一样的追求。
17平方米里的三口之家
1973年的上海重型机械厂有1.3万工人，在上海可谓首屈一指。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上海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徐 丽娣听到了敲门声，美国电视台要来拍摄工人家庭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一家的头上。
两天后，当ABC的采访车卷着尘土开进上海重型机械厂职工生活区时，谢冠华和徐丽娣的家里已经收拾干净，为了 不至于显得太寒酸，他们咬了咬牙花了90元买了一架红灯牌收音机作为家里惟一的电器。当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42.5 元。徐丽娣穿上了结婚时的天蓝色羊毛开衫。
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一下车，就受到了谢冠华和徐丽娣6岁的儿子谢俊的热烈欢迎，他牵着两位记者伯伯的 手，兴高采烈地带他们进入家里17平方米的小屋。
和谐的开端被一些小麻烦给打断了，当美国记者提出要使用洗手间时，徐丽娣不可能把藏在床底下的马桶端出来，附 近的简易厕所也有碍面子，最后翻译带着人开车足足去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在随后一个星期里，斯蒂夫带着9名拍摄人员，从清晨到日暮，开着轿车跟着夫妇两人的自行车到处走，先把谢俊送 去厂里的幼儿园，然后再去工厂上班。
谢冠华是炼钢炉的炉长，当时重型机械厂的炼钢设备算是上海一流的，在纪录片里红红的炉火映着谢冠华和其他工人 的脸，显得朝气蓬勃。徐丽娣则负责开行车，斯蒂夫·贝尔试图爬上行车，亲自驾驶体验一下行车工人的工作，可是，他的大 肚子无论如何都挤不进小小的座位。
“他们都是友好的、工作努力的、思想单纯的工人。”在纪录片里，斯蒂夫对着话筒这样评价眼前的这对工人夫妇。
如果斯蒂夫·贝尔没有提到缝纫机的话，徐丽娣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了，要是有的话也许就是缝纫机这一桩了。
“你们什么时候买缝纫机呢？”斯蒂夫戳到了徐的痛处。
“快了，快了……”徐丽娣觉着脸颊发烫，一旁的工作人员赶忙表示可争取到一张缝纫机票，在1973年的秋天， 一张限量供应的缝纫机票何其珍贵！然而最后这张票还是没有争取到……
傍晚时，斯蒂夫·贝尔要求看看谢冠华一家的晚饭情况。徐丽娣从食堂找来了十棵小白菜、两只鸡蛋、两个番茄和一 只冻鸡，麻利地升起了煤球炉，炒出了四菜一汤。美国记者看到煤球炉发出的高高火焰都惊讶地询问这是什么东西，而对于丰 盛的晚餐，他们表示有所怀疑。
“你们家里要有一个女儿就更好啦！”临走时，斯蒂夫对谢冠华说。没想到，这还真成了现实。一年后，女儿谢斐出 生，同时搬进家的还有一台无敌牌缝纫机。
上海·2004年春天
1999年，斯蒂夫·贝尔已经是波尔州立大学的教授了，当他给同事们放映《人民中国的人民》时，一个中国来的 同事突然叫了一声：“我认识她！”他认出了包秋，他们曾是同学。
“突然我觉得可以再来这里，拍一部纪录片，看看这些朋友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就这样，斯蒂夫·贝尔开始了漫长 的寻找纪录片中当事人的旅程，此时他已是满头白发了。
然而寻找是艰难的，华师大已经由上海师范大学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而上海重型机械厂的员工也只剩下2000多人 。
经过多方努力，5年之后，远在美国的左焕琪和包秋等人回到了母校，他们和谢冠华一家满心期待着相隔30年后， 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
2004年5月，《人民中国的人民》被装进斯蒂夫·贝尔的行李箱里，回到了它诞生的城市。和这部纪录片一起来 的，还有21箱拍摄器材。
斯蒂夫站在外滩边静静地看着黄浦江流淌，30年前他把摄像机架在这里，拍摄了黄浦江两岸的情景，如今变化太大 了。他依稀记得当初自己穿着条纹的衬衫，打着领带，而现在他穿着的是中山领竖条衬衫。
“那时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印象中这里人民的生活是黑白、单调、缺乏活力的，那时的现代建筑很少，可现在完全 不同了……”在斯蒂夫·贝尔的面前正是高楼林立的陆家嘴，这是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而对于左焕琪来说，变化不仅仅是高楼多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此时的左焕琪已经 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了，1980年代初她作为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拿到了硕士学位，并于50岁时再次赴美攻读博 士学位。
1997年以后，左焕琪每年有半年回华师大任教，她带着斯蒂夫来到了如今的华师大英语系，学生们在语音教室里 和斯蒂夫·贝尔进行座谈，如今这些学生用不着考虑再三地回答一个问题了。
与30年前一样，斯蒂夫·贝尔拍摄了一堂英语教学课。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活泼多了，不再穿着同样色彩款式的 衣服，上课的内容也不再带着浓烈的政治色彩。“你为什么要上大学，读英语专业？”这是斯蒂夫的问题，得到答案是：“可 以找一份好工作，有更好的前途。”这样的回答让斯蒂夫既熟悉又诧异，相同的答案出自过美国学生的口中，但这次是从中国 学生这里得到的。但斯蒂夫听完课后，还是对左焕琪说，教课的形式没变，还是老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
斯蒂夫还带着摄像师来到学生宿舍，宿舍不再是像军营似的整齐划一了。趁翻译不注意，斯蒂夫甚至一头钻进校园的 网吧和舞厅，感受中国大学生的娱乐生活。事后，他表示，现在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思想、生活都差不多。
当年的小男孩如今开着自己的车载着父母
当花白头发的谢冠华和徐丽娣在工厂门口迎接斯蒂夫·贝尔到来的时候，他一下子认出了他们，斯蒂夫·贝尔激动得 准备拥抱站在这对夫妇中间的年轻人时，被告知，他搞错了。站在中间的不是夫妇俩的儿子，而是重型机械厂44岁的厂长。
谢冠华带着一组人来到自己家时，斯蒂夫·贝尔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又在做戏：这家三室一厅格调高雅的房间怎 么也无法和1973年门口还养着鸡的17平方米平房相提并论，老式的吊扇式顶灯、藤器书架、旧箱式茶几、墙上挂着的青 花瓷壁画——这不是30年前的旧家什，而是这间三室一厅的古典基调。
得知这个房子是当年那个热情的中国小男孩买下来的时候，斯蒂夫·贝尔认认真真地观察了谢冠华小孙子的房间，满 屋的迪斯尼玩具让他不无感慨地承认，这和他自己的外孙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36岁的谢俊戴着眼镜，显得格外严肃，当年坐在爸爸自行车前座的小男孩，如今开着自己的车载着父母了。研究生 毕业以后，谢俊娶妻生子。两年前，他下海开公司了，开始只是租来的两间办公室，如今他买下一幢商务楼里90多平方米的 房子，整装一新。
谢冠华依旧沉默寡言，所有的话被徐丽娣和10岁的小孙子抢去说了。当年由于家里进出过“外国人”，谢冠华家的 玻璃窗被砸破了好几扇，后来不得不搬家；为了女儿读大学，早早从工厂退休的徐丽娣开了一家杂货店，起早贪黑做生意……
30年的酸甜苦辣就在镜头前倾泻而出，说着说着，谢冠华和徐丽娣眼眶湿润了。
这是斯蒂夫必问的问题：“这些年来，你们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不善言辞的谢冠华环顾了一下四周说：“你 看到的一切变化，就是我们正在经受的变化。”斯蒂夫听着，点了点头。
然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变了：那台无敌牌缝纫机已经不用了，但还是被徐丽娣珍藏着；小孙子的毛衣毛裤依旧是徐丽 娣织，就像当年给儿子织毛衣一样；虽然有自己的房子，谢冠华老两口还是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惹得斯蒂 夫·贝尔好生羡慕起来，他的三个女儿都离开他独立了，如今每年只能见到她们一两次而已。
收起话筒和摄像器材，斯蒂夫·贝尔又要回到美国了，新的纪录片将在年底的ABC《晚间报道》里播出，这次左焕 琪和谢冠华一家再也不用等上30年再看到了。
“5年后，我还要来这里再拍一部纪录片，要拍他们下一代的生活。”这是斯蒂夫·贝尔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