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向忠发被捕和变节真相

向忠发是中共成立以来仅有的一位真正出身于「工人阶级」（一说是流氓无产者）的党总书记，也是中共官方最不愿提及的一位党「傀」。1928 年，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当上了中共党总书记（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直到 1931 年 6 月 22 日被捕后迅速处决，在任不到三年。虽然他名义上是中共领导人，但很长时间里，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当时任中央常委的周恩来负责。

现在普遍认为，向忠发在被捕后扛不住用刑，马上叛变了。比如 1966 年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谈话中提到¹：

向忠发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

向忠发对毛泽东有「提携之恩」，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最初就是由他提议的²。「毛主席」这一称号就从此开创。毛这个人向来是投桃报李，可即便如此，毛对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另外，还流传着一段据说是周恩来对他的评价：³

他（向忠发）在上海搞了一处好房子，找了一个妓女（杨秀贞），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直到文革结束后，包括向忠发被捕事件亲历者张纪恩、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黄玠然都提出向忠发是否叛变仍存在疑点。

对此，邓颖超于 1988 年特地写了一份材料澄清。

自此，关于向忠发是否变节的问题在官方层面算是盖棺定论了。然而，向忠发被捕后，于 23 日凌晨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到 24 日凌晨被处决，仅间隔短短 20 多个小时。国民党当局火速处决他的原因，以及关于他被捕的细节众说纷纭。本文收集了各种主流说法并汇总分析。在开始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本文中主要的出场人物：

• 周恩来
• 王明（陈绍禹）
• 陈养山
• 顾顺章
• 向忠发
• 陈琮英
• 杨秀贞
• 黄慕兰
• 张纪恩
• 徐恩曾
• 熊式辉

向忠发被捕经过

当时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出版过一部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里面记录了向忠发被捕的过程：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 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

按照徐恩曾的回忆，向忠发是被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举报的，被捕地点是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并因为左手无名指短了一段而被确认身份。而据罗章龙的回忆⁶，向忠发是右手食指残废。罗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后因反对王明、另立中央而被开除出党。罗曾参加过 1930 年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跟向忠发本人应该是相熟的。不过这些细节偏差倒不是很要紧。

另一种更普遍的说法⁷是，向忠发是在租界的租车行内被指认，旋即被捕：

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任弼时的夫人，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与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⁸的「泰勒」租车行，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⁹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即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后又解往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卢家湾是法租界七个巡捕房之一，也称中央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就设在这里）。之后又被国民党方面引渡，解押到了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即6月23日，媒体发布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远东社发出的消息：「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也大同小异：「传共党首领向忠发，晨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押法捕房，警备部已派员引提。」

这个描述和《申报》的报道内容一致。由此看来，徐恩曾回忆录里的细节可靠性的确不高，连向忠发的被捕地址都弄错了。事实上，徐恩曾回忆录里很多事件的细节都有偏差，比如我在《爱棠村掘尸案和斯励之死》一文中考证，他不但弄错了爱棠村掘尸案的埋尸地点，还把受害者人数也记错了。

另外，根据王明回忆，其妻孟庆树整理编撰的《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问题（1931年4月～1931年6月）》¹⁰里的记述：

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来家开会，讨论常委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并决定把这个问题和国际远东局去商量。这晚常委决定：老头从今晚起，在常委搬家问题未决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

第2天上午12时左右，恩来、绍禹、博古正在聂荣臻同志家里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工作时，忽然特科来报告说：「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当绍禹问恩来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时，恩来说：「昨晚他当你面同意留在我处，你走后，小超（即邓颖超）把床都给他铺好了，他说马上就睡。但当我和小超回到自己房里去时，忽听见大门开关的声音，我出去一看，老头开门走了！我追到街上，劝他回转来，老头坚决不肯。他说：我回去看看，明天再回来，就再不出去了。谁知道就出了事！」

这样，向忠发不遵守中央常委决定，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准备回到恩来处，结果，当他去付钱时，被等在该汽车行的敌人特务捉住他的右手。因为向的右手第二指短一节的特点被敌人特务发现了。（顾顺章把向的外貌和特点都告诉了敌人）。

以及当时住在德华旅馆里的陈琮英回忆：

因为，当时形势很紧张，向忠发不守纪律，所以周恩来同志后来又让向搬到他家里去住，并一再叮咛他不要出去活动。与此同时，组织上派黄文容同志把「嫂嫂」（杨秀贞）和我接到静安寺附近的一个新旅馆里去住。当时，杨秀贞还带着她收养的一个女孩（李立三的女儿），约六、七岁，名叫鸽子。（省略部分内容）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忠发趁周恩来同志不在家，到旅馆去看他的老婆。为了保证安全，我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旅馆，但向忠发置之不理。他住了一夜，到六月二十二日才离开旅馆。他走出门外叫出租汽车时，敌人根据他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他逮捕。

再结合前文材料中邓颖超和陈琮英两人的记述，大致可以还原向忠发被捕前后的经过：向忠发本应和周恩来同住一处，却违反纪律在 6 月 21 日晚出门，私自前往情妇杨秀贞处留宿。次日一早九时多，向忠发前往法租界善钟路一家租车行打算租车回住所时，被认出身份而被捕。

向忠发在善钟路的租车行被捕——尽管有多人回忆提到被捕地点是静安寺对面的车行，但那里属于公共租界管辖，被捕后不可能送往法租界捕房。他要前往的住所应该位于小沙渡路遵义里（小沙渡路 24 弄 11 号），中央秘书处曾一度设置在这里，位置在如今的恒隆广场。查看地图可知，两地相距大概 1.5 公里，步行也就 20 多分钟可到达。这里其实有个疑问，后文会提到。

至此，向忠发被捕过程本应算是水落石出。但不曾想我又发现了和徐恩曾说法一致的旁证，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在李戡的《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中转载了一份名为《中共国际派阴谋夺取党内领导权与罗绮园杨抱安向忠发等被捕》的报告，据说作者疑为向忠发被捕时在场的国民党中央代表顾建中。摘录如下：

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家珠宝商店逮捕了这名闻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出身的领袖，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这位五十余岁的貌似忠诚的伪装者在一个特工同志叫袁志清的几天守候确认下低首承认了。

向忠发被捕，他要求自首，中央派作者赴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舆其谈话，记得那天的情景是这様的：

这位五十馀岁的中共首领，穿的是灰色的长袍，直贡呢的布鞋，面上有些般纹，不像是做工人而像个商人，不多讲话，也不善词令，他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段，有人说他当年被机器轧断的，也有说他为戒赌而自己截断，总之他的特微便是这个短了一节的手指，这于他的政治生命颇有关系的，否则不容易被人认出，在我谈话时有一位容貌美丽身段苗条的女子来招呼，据告是他的妻，一个古董商人的妻，是应该这样打扮的，据向忠发告诉我那是党内支配给他的，据那位女子很含糊的告诉我:

「我那晓得他是共产党呢。」

我揣想这个女子，可能是舞女出身。

向忠发和我想了许多话，主要是想自首以免一死，他说：

「我是一个工人，一个共产党的傀儡，一向是接受李立三的领导的，他走了，我担任总书记不过是两三个（月）的事。」

他告诉了我许多舆国际派摩（磨）擦的事，并希望戴罪立功。

我把这段谈话电报中央请示，当天晚间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便奉到命令将向忠发处死，并叫杨虎监视，大约我的报告，中央尚未看到，而熊式辉是主张对此辈重要共党须处以严刑，不过在我们特工同志工作的立场，认为这样草率的打掉一个已经自首的共赏首领，于工作上是没有意义的，这裹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中共重要分子以后不敢自首而死硬到底，二是我们不能在工作中发展工作，于使用效率上没有达到圆满的阶段。

这份报告描述的细节，包括向忠发被捕地点和他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段，和徐恩曾回忆录中所述一模一样。可能徐恩曾写回忆录时参考了这份报告，因为徐本人当时应该并不在逮捕向忠发的现场。

照理说，中共方面对于向忠发被捕过程的细节都是道听途说，准确性值得怀疑；而国民党方面直接参与抓捕，应有第一手资料，其过程记录应该更加接近真实才是，却偏偏和当年《申报》的报道存在冲突。会不会是这名中统特派员在撰写报告的时候发生记忆混乱，记错地点呢？

我先列出资料中出现的几处地点：

1. 德华旅馆，位于静安寺，或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
2. 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珠宝商店，是徐恩曾和中统档案里记录的向忠发被捕地点。
3. 善钟路，即今天的常熟路，北接海格路（今华山路），南至霞飞路。当时《申报》报道的被捕地点。
4. 善钟路苏广成衣铺。张纪恩回忆录里向忠发曾经的居住地。
5. 泰勒（探勒）车行。一说是在善钟路上，一说是在静安寺对面。

检索 1939 年和 1940 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旅馆及租车行附录，并没有找到德华旅馆和泰勒（探勒）车行。

静安寺对面的确有个车行，不过名字叫做「得利车行」，还有一家「云飞汽车公司」。但是车行和汽车公司位于当时海格路和静安寺路，离善钟路仍有一段距离。

善钟路上有一家「大利车行」。但从规模大小来看不像是能提供租车业务的场所。而且无论是国语发音或是上海话发音，「大利」都和「泰勒」或「探勒」相差太多。

此外，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记录，善钟路附近的确有很多家成衣店，但是没有一家叫做苏广成衣铺，或与之相似的名字。

不过《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出版时，离向忠发被捕过去了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参考 1947 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显示，此时大利车行已经更名为三友车行。那么 1931 年时，是否叫做泰勒车行也未可知。而成衣铺更名或关门的可能性则更大。只能说没找到相互佐证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善钟路泰勒车行存在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有个疑问——假设向忠发住在静安寺附近，边上就有一家车行和一家汽车公司。静安寺距离小沙渡路遵义里居住地不足一公里（同在如今的南京西路上）。他为何要舍近求远前往距离旅馆有数百米的善钟路上的车行？一种可能是，小沙渡路据点的地址弄错了，并不是西康路 24 弄，而是小沙渡路的其他地方（西康路全长 2.8 公里）；另一种可能就是，所有中共方面的亲历者回忆中对于向忠发被捕的地点都弄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信息源头都来自同一处。

虽然目前仍无法找到德华旅馆的具体地址，但是泰勒（探勒）车行稍有眉目。在一本 1991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里找到了关于探勒汽车公司的记载：

探勒汽车公司（TAYLOR GARAGE LTD）是英商老板于 1921 年在上海英租界设立的。探勒早年到上海以后，看到上海交通不便，出租汽车供不应求，便利用英国人在上海的特殊地位，凑了少量资本，低价购进了10余辆旧汽车，开始经营出租汽车业务。由于经营得利，不久，探勒将其总行迁到茂名路，并先后在新康路（今沙市路）礼查路（今金门路¹¹）两处设立了分行。汽车也由最初的 10 余辆增添到 100 余辆，职工人数也由原来的 10 多人增加到 200 余人。

书中记录了 1934 年该公司工人的一次罢工事件和结局：

薛迈罗和曹泽环买下了探勒汽车公司的资产后，更名为泰来汽车公司，曹泽环为经理。探勒汽车公司的司机们，坚持了长达 58 天的罢工，终于迫使英国老板回国。公司更名为泰来汽车公司而结束。

原来在 1934 年，探勒汽车公司已更名为泰来汽车公司。难怪在 1940 年的行号路图录里找不到。检索「泰来汽车」，果然找到了。公司总部地址位于迈尔西爱路 96 号，即今天的茂名南路长乐路西北角。不过仍没有在号路图录里发现善钟路上存在名叫「泰来」的车行。

目前，已知探勒车行除了茂名路总行外，还在南京东路中央商场后的沙市路（目前已成为内部道路），以及礼查饭店边上的金山路设有分行，全都位于当时的公共租界内。没有证据表明探勒车行在法租界内也设有分行。

在查找资料时，意外发现了海格路 358 号上有一家名叫「银色汽车」的车行，位置在海格路和善钟路的交界处。可惜 1940 年版的行号路图录里没有标注这块区域，而在 1947 年版的行号路图录里显示这家车行已改名为「中国联业汽车公司」。不过这个位置非常微妙，它位于海格路的西侧，理应不属于法租界管辖。

意外收获

在文章发布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找德华旅馆的线索，竟偶然发现了静安寺对面的探勒车行，此时已改名为泰来汽车公司。其原址大致在现在的 1788 国际中心这里。出现在一些人回忆里的静安寺对面的（探勒）车行真的存在。

如此一来，基本可以排除向忠发被捕地址是在所谓的善钟路探勒车行。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应该是把几种说法给糅合在了一起了：

1. 向忠发在善钟路被捕
2. 向忠发自静安寺附近的旅馆外出后被捕
3. 向忠发经常租车通勤
4. 静安寺对面有一家探勒车行

最后串联起来就捏造出一个「向忠发在善钟路探勒车行被捕」的故事。而从静安寺去小沙渡路并不会路过善钟路（一个往东、一个往南）。至于向忠发是如何从静安寺附近的旅馆跑到善钟路上的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要找到当年的法租界档案才能解开这个谜。

也许举报人车行会计叶荣生真的存在，但大概率向忠发不是在车行被捕的。或许真相如徐恩曾回忆的一样，被捕地点在珠宝店楼上。

增订于2025年11月10日

结合当前所有的证据可得出结论：向忠发被捕地点应是法租界善钟路无疑。而中共方面言之凿凿声称向被捕地点是所谓的探勒车行，那大概率是错误的。即便向的确是在车行被捕，那么车行有可能是银色汽车或其是他名字，而不是探勒车行。另外，也可以排除向被捕地点是在静安寺对面车行——那里属于公共租界管辖，不可能送到法租界捕房。

顾顺章是否参与抓捕

顾顺章在 1931 年 4 月 25 日被捕后叛变，而向忠发是在 6 月 22 日被捕的，两人被捕相隔不到两个月。因此，目前很多资料，包括当事人回忆里都认为向忠发是由于顾顺章的出卖才会被抓的。比如前文提到的王明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1931年5月底6月初，大约是顾顺章被捕后三星期或一月后的某日，特科同志得到消息说：「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了头。小娘姨已至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小娘姨，是顾顺章家的女工。特科同志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老头搬家。后来知道老头不愿特科同志知道他有个小老婆，因而他不要特科人代他搬家。

……

后来知道，陈立夫和顾顺章从南京派来大批暗探和叛徒，藏在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汽车行里，等着向忠发，因为顾顺章知道向每天出去是要租汽车的。

而根据吴基民的说法¹²，向忠发是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导致被捕的：

6月22日上午9点许，向忠发走进静安寺对面的英国人开的「探勒汽车行」要车，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来了。他在中华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来人左手只有4个手指，向忠发年轻时当水手，赌博成瘾，为戒赌而砍去一根手指。

向忠发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没走几步，即被暗探与巡捕抓获。

这个说法的出处可能是发表于《党史资料丛刊》，一篇名为《向忠发被捕叛变经过》的文章，作者署名为逊实。摘录如下：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在上海四处追捕向忠发。顾顺章曾介绍一个女人给问忠发的妇杨秀贞当娘。在顾顺章叛变后，这个娘姨已被解雇，向忠发也迁居他处。顾顺章就指使这个娘姨设法跟踪盯梢向忠发。恰巧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的一件衣服还未完工，这个娘姨知道她要去取衣服的，于是每天在裁缝店附近守候。一天杨秀贞果然去取衣服，被她暗中盯上了，一直跟踪到向忠发的新居。幸好这次跟踪已被察觉，才未出事。后来，向忠发又搬到静安寺附近居住，他常去静安寺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租用汽车。该行会计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有一面之识。叶荣生顿起歹心，认为向国民党当局密告向忠发可得巨额赏金。于是，便同他的姐夫范梦菊和范梦菊的堂弟范忠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¹³的特务头子邹练和。他们共同策划捕捉向忠发，杨虎则许以大笔赏额。¹⁴

而在熊廷华的《向忠发的沉浮人生》一书中引用了陈养山的说法：

向忠发搬到静安寺附近居住，常去英商「泰勒」汽车行租用汽车。该行会计叶荣生曾在总工会工作，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有一面之识。当时，国民党报纸不惜篇幅，天天登载举报共产党要人有巨额悬赏的消息叶荣生为利驱使，顿起歹心，便同他姐夫范梦菊和范梦菊的堂弟范忠一同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们可以找到向忠发。邹练和答应事成之后，许以大笔赏金，并共同策划了捕捉向忠发的方案。

全国解放后，因出卖向忠发一案，叶荣生被人民政府捉拿逮捕。经审讯核实，公安机关将其处决。

书中注明该段内容的出处是《党史资料丛刊》1982 年第三辑。但我只在那一期里找到前面那篇署名逊实的文章。我在《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二辑中找到了陈养山写的《关于中央特科》。但是文中并没有提到叶荣生这个名字，只是说「车行里有一个人认出了向忠发」。其中关于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内容如下：

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呆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

向忠发是在叫出租汽车时被捕的。因为向原来住的地方离出租汽车行不远，经常在那里叫汽车。车行里有一个人认出了向忠发（向忠发手上少一只指头），并向国民党告密。特务守候在汽车行里，向去叫汽车时被捕。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份的事。向忠发上午被捕，下午就招供叛变，晚上就带特务抓人。他生活上腐化堕落，政治上卑鄙无耻，在敌人要枪毙他的时候，他还跪地求饶，并说愿招供新的情况。

他之所以很快被枪毙，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间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当蒋介石收到向忠发投降、叛变的第二封电报后，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第二次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一九三二、三三年间，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那这个叶荣生会不会就是徐恩曾所述的那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呢？关于这位青年，徐恩曾在后面接着写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会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不过当时中共内部似乎没有除掉这位傀儡总书记的动机。有人认为告密者是王明安排的，然而目前也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这个故事就权当是阴谋论看过了。

在《黄慕兰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具体情由，后来听潘汉年说，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因为向不喜欢原配的「土」老婆（还为他生了一个独生子的），在外面不三不四地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不正当的姘居关系。那女人本是一个妓女，她在巡捕房里也交有朋友，于是被巡捕房里的人盯上了梢，还偷拍了她和向忠发在一起的照片。顾顺章叛变后，南京方面派人来缉捕共产党，一核对照片，就知道此人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向忠发。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他跟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一起，在很多公开场合露过面，敌人是很容易得到他们的照片的。

这里黄慕兰的说法是从潘汉年处听来的，而潘汉年所说「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探来的。差不多算是三、四手消息了。

结合多方说法，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向忠发经常出入的场所已被掌握，被蹲守的特务认出抓获；二是有人告密，特务提前蹲守将其抓获。不论是哪种可能，向忠发的体貌特征此前已被特务掌握，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他的九根手指。

似乎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顾顺章直接参与了抓捕向忠发的行动。他此前提供的情报大多已经失效，能提供的关于向忠发的有效情报大概也就是他的手指残疾，且还不排除中统从其他地方获知了向忠发的这个特征。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排除顾顺章的嫌疑。2008 年，顾顺章女儿顾利群接受凤凰卫视记者曹景行的采访。她回忆说：

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就是张萍（张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中共何时得知向忠发被捕

按照邓颖超的说法，某晚他们发现向忠发没有回来。次日（备注里写的是 6 月 23 日）中午得知向忠发被捕，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紧接着又得知一处中央机关（戈登路 1141 号）里的三位同志（即张纪恩、张越霞、苏才）被捕。不过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都刊登在 6 月 23 日的《申报》上了，而《申报》通常是在每天清晨四、五点上市。想象一下——某位中共特科人员在 23 日睡了个懒觉起来，一边吃早饭一边看当天的《申报》，突然在报纸上发现自家总书记于昨天被捕了，然后赶在中午才通知到中央这个消息——这未免也过于滑稽。

而按照王明的说法，他们是在向忠发离开住所去旅馆找情妇过夜的第二天中午，也就是 6 月 22 日，得知其被捕的。也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当日的中午就得知了消息。这个说法似乎更加合理。

另外，根据张纪恩的回忆，他们三人是在 6 月 23 日凌晨 1 点左右被捕的。这和邓颖超的说法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邓说：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根据邓的说法，得出戈登路据点出事应该在那日上午至下午 4 点之间。可即便把邓所述的时间线往前挪一天，也是无法和张的说法对上的。

这里要么是有人记错了，要么是有人在撒谎。我真怀疑那些写党史的人是不是脑袋里都是屎，这种漏洞都能视而不见。

而在黄慕兰的回忆录里，她声称是她最早获知向忠发被捕和叛变的消息，并通过上线潘汉年汇报给康生，从而让中央机关及时转移。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徐汇公学是一间监管很严的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后，曹一直继续在学法文，后来就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 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在心里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九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究竟是谁呢？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时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被撤销职务。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但向忠发没能力主持中央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又沾染上流氓无产者习气。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 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原文里的「那天」指的是她丈夫贺昌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前几天。查阅贺昌年谱，发现他是 1931 年 6 月离开上海，7 月抵达江西的——时间线完全对得上。虽然回忆录里的原文写的是 1931 年深秋，但应该是作者本人记错了。

虽然黄慕兰没有提到具体日期，但是她后面说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推理出来：

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

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

我们假设黄慕兰记忆没出错、说的也是实话，且那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确实是向忠发。那么，这个夜里一点钟左右只可能是 6 月 23 日的凌晨 1 点。也就是说，黄慕兰在向忠发被捕当天就得知了消息，并通知了中央撤离。但是回忆录之后的内容就比较吊诡，她又写了特务又去查抄《红旗》印刷社的故事。当时《红旗》已改名为《红旗周报》。顾顺章叛变后，印刷社转移到梅白克路 99 号（确实和黄慕兰回忆里一样有三层）。但是并没有看到当时有被查抄的记录¹⁵。

这里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如果中共在 6 月 22 日当日就得知向忠发被捕和叛变，那么张纪恩等人应该有时间撤离；如果中共在 6 月 23 日才得知消息，那么周恩来等人也应该被一锅端。

向忠发是否叛变

根据国共双方的说法，向忠发应该是毫无疑问地叛变了。双方应无必要为此统一口径。从目前能看到向忠发的口供来看，当时的国民党方面应该是无能力编出那么详尽的细节。张纪恩说向忠发从被捕到被枪决时间很短，不可能写出那么详尽的供词。这种说法似乎毫无道理，只要嫌犯配合，完成这点供词不难。

在向忠发被捕后不久，留在旅馆内的陈琮英和杨秀贞也被捕。次日凌晨，戈登路中央机关内的张纪恩、张越霞、苏才被捕。包括其本人的供白书，也不似伪作。向忠发叛变应属无疑。

据说这份向忠发的口供是当时一名叫欧阳新的情报人员想办法抄录出来的¹⁷。目前也有说法认为中共由其他渠道获得的口供。不过两者并不矛盾，中共可能有多种获取到口供的渠道。

处决向忠发的电报之谜

按照陈养山的回忆，中共事后调查得知，当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得知中共总书记被捕，先后发了两份电报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封内容是「就地枪决」，第二封内容是「暂缓处决」。但是第二封电报抵达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已将向忠发处决。

在一篇曾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⁷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和《熊式辉日记》中的记载，向忠发被捕到被处决的这段时间里，司令熊式辉并不在上海，而是在江西剿共前线。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雨 于赴赣途次长兴轮

予自五月廿六日到京，其间两次回，至昨十七日始登轮离京来赣，晨四句钟开船。

同行除总部各处人员外，有浩生（森）、畅卿、佛海、斐予、泽民、厉（励）凡、文卿（钦）、襄平、醇士、绍（劭）周等，船中颇不寂寞。

前在京召集出发各同僚于德部会议，意在晤面。总座亲范训话大意皆勉励也，但其中有一注意之辞，即云:熊参长与诸君相处定能协洽，及此后一切皆由伊主持办理云云。总座盖恐予不能协洽，故必令予召集此会议而亲自叮幅之耳。

温良恭俊让，所以人也。幕僚之长，人事可不注意哉。人舆人之间无格格庶事，事可逹也。予昔时有傲病，傲非自大，乃自小耳。佳善而矜不能，心中有无限愉快。

六月只有两篇日记，这是最后一篇，接下来直接跳到七月。

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

七月（原文未写具体日期）

自六月十░░（原文空白）日到达南昌，簿书鞅掌，颇不胜其繁忙，尤以党政委员会，乃从头组织，事事皆集结于一人，故鲜执笔之暇，而此一月中日记，于焉至付缺如也。御繁以简，处忙以暇，此予精神有所不及。

根据《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里记载，熊式辉抵达南昌应为 6 月 19 日：

十九日抵南昌，部署粗定，首先组织党务政治两委员会，一面整理军事，簿书鞅掌，日夕不遑，乃知世間真有废寝忘餐之事。

从之后的日记来看，熊式辉在八、九月份，都在南昌或江西活动，直到九月返回南京：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余因昨晚奉电令即返京，本日即由南昌首途。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早八时乘舰到达下关。

继而文章作者得出结论，蒋介石发给熊式辉的处决命令不存在，是向忠发自己身体原因，死在用刑的过程中。

不过，我在《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一书中找到了那封熊式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机限即到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司令蒋钧鉴░░密赤匪中央书记向忠发业于养日¹⁸由本部侦查队会同国府参军杨虎在法租界捕获引提过部线正缉拿余党除详情续报外谨闻职熊式辉叩漾午¹⁹参

可以看到电报是在 6 月 23 日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也有熊式辉的署名。

我们可以确定熊式辉当时在江西，也可以确定从龙华发出的电报上有他的署名。这虽然很奇怪，但是接受就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一种合理的假说是，当时警备司令部留守的是副司令杨虎，在发给蒋介石电报之前，熊式辉和杨虎已经提前沟通过了，所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大概就是中统特务报告里那句「当天晚间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便奉到命令将向忠发处死，并叫杨虎监视」的意思吧。

如何评价向忠发

向忠发是工人出生，只是没想到文化程度这么低——「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²。这种半文盲在建政后的和平时期当个总书记为中共指明方向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在波谲云诡的 1930 年代的上海领导中共就力有不逮了。斯大林同志未免有些过于高看于他，亦或者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出生的中共成员不太放心，故意安插这么一个傀儡领袖。

不过向忠发也自知能力不行，知道放权。向忠发前期倚重李立三，对他言听计从无条件支持，即便苏联方面对李立三有所不满，仍坚持力挺。待李立三被打倒后，向忠发又转而支持王明。不过经此波折，向忠发一蹶不振，算是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傀儡身份，彻底沦为躺平干部。

按照叶永烈的说法：（向忠发）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²⁰

向忠发导才能平平，身上江湖气重、贪财好色，不但嫖娼，还强奸女下属以及下属妻子²¹。在李立三被打倒、其妻李崇善被捕后，向忠发收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这也许是他为数不多的人性亮点了。